在田里？在水上？瑜伽还能这样练

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(de)瑞诗凯诗（Rishikesh），恒河水流经(jīng)这片被称为“世界瑜伽之(zhī)都(dōu)”的圣城时，晨雾中(zhōng)总漂浮着低沉的梵唱。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(wénmíng)遗址(yízhǐ)出土的泥板上，清晰刻画着类似“树式(shùshì)”“坐姿冥想(míngxiǎng)”的图案，印证着瑜伽作为远古身心实践的存在。1893年9月11日，29岁的印度僧人辨喜（Swami Vivekananda）身着藏红花僧袍，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以“兄弟姐妹们”的平等称谓开场，其演讲(yǎnjiǎng)《印度教的理想与现实》震动全场，《纽约时报》次日以《东方智者(zhìzhě)点燃西方灵性之火》为题，报道这位“来自恒河的哲人”如何用英语诠释瑜伽的普世性——“它不是某一宗教的私有财产，而是人类探索心灵自由的共同遗产”。如今，当纽约曼哈顿的白领在42层(céng)落地窗前练习(liànxí)阿斯汤加瑜伽，当上海(shànghǎi)豫园旁的老茶馆推出“禅茶瑜伽”体验课，这项跨越五千年的古老智慧，正以(zhèngyǐ)“健身运动”“文化符号”“精神疗法”等多元面貌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样本。值此国际瑜伽日，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，解码瑜伽的全球化密码。 一、从神庙到都市：瑜伽的现代化历史轨迹(guǐjì) （一）神智学(xué)运动与早期西方认知 19世纪末的(de)西方(xīfāng)社会正经历(jīnglì)工业革命后的精神空虚，神智学运动（Theosophy）应运而生。1875年，俄国移民海伦娜(hǎilúnnà)·布拉瓦茨基(jī)（Helena Blavatsky）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，其著作《秘密教义》宣称“东方智慧是解开宇宙真理的钥匙(yàoshi)”，掀起西方对印度哲学(zhéxué)、佛教冥想的系统性(xìtǒngxìng)探寻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·齐默（Heinrich Zimmer）耗时(hàoshí)十年译注《印度哲学》，将瑜伽八支理论拆解(chāijiě)为“心理训练-生理调控-宇宙认知”的现代学科框架，被《泰晤士报》评价为“为东方神秘主义装上(shàng)西方理性的齿轮”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（Carl Jung）在1929年与汉学家卫礼贤合译《金花的秘密》，直言“瑜伽的冥想实践与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形成跨(kuà)时空共振”，其苏黎世诊所甚至将冥想纳入治疗方案。 英国(yīngguó)语言学家马克斯·缪勒(móulēi)（Max Müller）主持的(de)《东方(dōngfāng)圣书》系列翻译工程（1879-1904）具有里程碑意义，其中1903年出版的《瑜伽(yújiā)(yújiā)经》英译本首次完整(wánzhěng)呈现“制戒、内制、体式(tǐshì)、调息、制感、专注、冥想、三摩地”的八支体系，引发剑桥大学“东方学”研究热潮。与此同时，《西藏度亡经》的西方译介（如1927年沃尔特·埃文斯-温兹译本）引发公众对“东方死亡哲学”的猎奇，《纽约客》曾以《瑜伽：从恒河到哈佛的灵魂之旅》为题，报道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生物系教授试图用脑电图记录冥想者的“濒死体验”。尽管神智学运动后期被科学共同体斥为“伪科学”，但(dàn)其培养的学术群体(qúntǐ)—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瑜伽研究小组，为1930年代辨喜的访美传播埋下伏笔。 （二）辨喜的跨洋传播与形象(xíngxiàng)转折 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，辨喜的演讲(yǎnjiǎng)策略充满文化适应智慧：他(tā)刻意淡化瑜伽与印度(yìndù)教密宗(mìzōng)的关联，将其提炼为“通过控制意识波动实现精神(jīngshén)自由”的普世实践，并巧妙引用《圣经》金句“你们要进窄门”类比瑜伽修行的专注性。这场演讲可以说是瑜伽在西方传播的转折点。在演讲成功后，辨喜开始(kāishǐ)系统性在美国传播瑜伽及印度思想。1895年，辨喜在纽约千岛公园建立首个(shǒugè)西方瑜伽中心，首批学员包括石油大亨约翰·D.洛克菲勒（John D. Rockefeller）及其夫人劳拉，后者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瑜伽的呼吸(hūxī)法让我在曼哈顿(mànhādùn)的喧嚣中找到内在平静。” 然而瑜伽形象的发展也并非总是如初始那般平静，1911年(nián)法国冒险家皮埃尔·阿诺德·伯纳德(bónàdé)（Pierre Arnold Bernard）的丑闻彻底扭转了瑜伽形象。这位自称“西藏密宗大师”的江湖骗子在纽约开设“梵语学院”，以(yǐ)“灵修”名义诱骗女性信徒，《纽约世界报》以《密宗仪式惊现死尸与少女》为题连篇累牍报道，尽管最终因证据不足撤诉(chèsù)，但“瑜伽=淫乱仪式”的污名化标签迅速蔓延(mànyán)。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《排外法案(fǎàn)》修正案，将印度(yìndù)瑜伽师纳入(nàrù)“不受欢迎(shòuhuānyíng)的亚洲(yàzhōu)移民”范畴，直至1965年《移民与国籍法》修订，才解除对印度宗教人士的入境限制。这一时期唯一例外是尤加南达（Paramahansa Yogananda），其1946年出版的《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》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(bǎng)，用(yòng)“东方哲人的美国梦”叙事软化了公众偏见。 （三）身体瑜伽(yújiā)的科学化与商业化转型 20世纪中叶，两位关键人物推动了瑜伽向“身体实践”转型：帕塔比·乔伊斯(qiáoyīsī)（K.Pattabhi Jois）与艾扬格（B. K. S. Iyengar）均(jūn)师从(shīcóng)瑜伽大师克里希纳玛查里亚(yà)（Krishnamacharya），致力于将瑜伽纳入准医学框架(kuāngjià)。乔伊斯创立阿斯汤加流瑜伽（Ashtanga Vinyasa Yoga），强调“有节奏、有序(yǒuxù)变换体式”的有氧运动(yùndòng)属性，其1975年访美后(hòu)，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工作坊，吸引好莱坞明星与运动爱好者。同期发行的《瑜伽杂志》（Yoga Journal）内容显示，1970年代美国(měiguó)瑜伽教学已基本剥离“超然(chāorán)性”元素，聚焦身体力量训练。 艾扬格(yánggé)在英国的(de)(de)传播路径更具医学色彩：因(yīn)幼年疾病经历，他开发出借助砖块、伸展带等工具的精准顺位体系，1966年出版的《瑜伽之光(zhīguāng)》（Light on Yoga）以600余幅解剖图标注体式细节，成为瑜伽体式标准化的重要文献。1969年，内伦敦教育局（ILEA）将艾扬格瑜伽纳入体育(tǐyù)课程，明确“只教授体式与调息，摒弃(bǐngqì)冥想等精神内容”。这种“去神秘化”策略使瑜伽快速融入西方教育体系，但也导致传统哲学内涵流失——如《哈达瑜伽经》中“身心(shēnxīn)一体”的修行目标被简化为“身体塑形”。 伴随1960年代新纪元运动（New Age Movement）兴起，瑜伽(yújiā)因(yīn)“结合东方传统与(yǔ)现代科学”的形象再度升温。这场源自西方物质主义危机的思潮，将瑜伽冥想视为“重构人与自然精神和谐”的路径，艾扬格(yánggé)瑜伽与阿斯汤加瑜伽因“可通过心理学解释效果”成为主流。1980年代“里根-撒切尔主义”推动个人主义与健身热潮，两类瑜伽进一步商业化：乔伊斯的弟子(dìzǐ)在洛杉矶创立高端瑜伽品牌，艾扬格则通过全球巡回工作坊建立权威(quánwēi)体系，至此瑜伽彻底完成(wánchéng)“从灵修到健身”的形态蜕变(tuìbiàn)。 （四）中国本土化实践(shíjiàn)：从健身到文化融合 1980年(nián)(nián)代，瑜伽(yújiā)通过多元渠道进入中国公众视野：1981年《世界科学》译介美国论文(lùnwén)《瑜伽与生物反馈疗法》，成为中国知网（CNKI）最早的瑜伽研究文献(wénxiàn)；1985年起，由张蕙兰主讲的《蕙兰瑜伽》系列节目，在中央电视台一台和二台以每周7天、每天2至3次的高频率播出(chū)，持续至2000年，每日收看量达数亿人次(yìréncì)，收获极(jí)高收视率，让瑜伽走入(zǒurù)千家万户。同一时期，《南亚研究》期刊发表《论早期瑜伽派的学说及其特点》，显示学界开始关注瑜伽的哲学背景。据2000年前论文统计，中国瑜伽研究主要分布在宗教、体育、中医学等领域，反映出初期认知兼具(jiānjù)“健身属性”与“文化猎奇”特征。 2000年后，瑜伽(yújiā)在中国(zhōngguó)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。以(yǐ)中国知网的数据为例，“瑜伽教学”主题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年度峰值（图1）。高校体育课程纷纷引入瑜伽模块，商业瑜伽馆也大量涌现。本土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，北京体育大学创编(chuàngbiān)了“太极(tàijí)瑜伽”，将太极拳的“棚(péng)捋挤按”技法与瑜伽拜日式相结合；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发出“经络(jīngluò)瑜伽”，在体式中融入穴位按摩理念。不过，行业的快速扩张也滋生了诸多乱象。依据2023年首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中发表的《国内瑜伽产业发展的困境与纾解(shūjiě)》一文，国内瑜伽产业面临(miànlín)“行业秩序混乱、政策法规滞后”等问题。 图1：以“瑜伽”为主题(zhǔtí)，中国知网(zhīwǎng)生成的相关主题发文量趋势图，2025.5.20 从传播路径看，中国接受的瑜伽(yújiā)已是“祛魅化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(tǐshì)与(yǔ)呼吸法，剥离宗教与哲学(zhéxué)内核(nèihé)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虽扩大受众基础，但也引发了反思：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，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，在推广(tuīguǎng)身体锻炼的同时，可(kě)借鉴“禅修瑜伽”等形式，探索传统精神内涵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，要从“中道”出发，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，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 二、瑜伽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(tiǎozhàn) （一）四大核心特征：都市化、商业化(shāngyèhuà)、科学化、健身化 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特征”，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(dàdūshì)。例如(lìrú)帕塔(pàtǎ)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加州（洛杉矶、旧金山）、艾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，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(zhèzhǒng)选址策略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的需求，为瑜伽提供了理想(lǐxiǎng)土壤。 “商业(shāngyè)化运作”贯穿瑜伽传播的(de)全程。1970年代起，西方涌现出首批瑜伽商业品牌，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，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、开设连锁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，瑜伽产业形成完整链条：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(fúshì)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(huódòng)，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后，人们(rénmen)得以(déyǐ)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(jiéguǒ)。 “科学化(kēxuéhuà)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(de)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》发表《冥想的生理学》，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(qīngxǐng)的低代谢状态，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下降等特征，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(yǒu)显著差异；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(xuèyā)患者对照实验，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在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，部分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，推动(tuīdòng)其进入主流医疗体系。 “健身化转向(zhuǎnxiàng)”则是瑜伽现代化最直观的结果。1980年代后，大部分(dàbùfèn)的西方瑜伽课程仅保留体式训练，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，明确(míngquè)剔除了“制戒(zhìjiè)”“内制”等伦理规范；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明星(míngxīng)简·方达的推广，成为“塑形减脂”的代名词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(shòuzhòng)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健身爱好者，但也(yě)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 （二）文化冲突与传承困境(kùnjìng) 1.科学与人文的张力(zhānglì) 现代瑜伽(yújiā)的“科学化”以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，体式是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，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(zhōngjǐn)有极小部分包含冥想(míngxiǎng)指导(zhǐdǎo)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，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：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(fēnxī)体式时，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(zhèzhǒng)割裂(gēliè)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，瑜伽冥想激活的默认模式网络（DMN，即大脑在静息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）与传统“开悟”体验相关，但现代课程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。 2.商业化与纯粹(chúncuì)性的冲突 商业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(de)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(bónàdé)的丑闻(chǒuwén)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的性侵指控，暴露了“灵修(língxiū)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。商业利益驱动下，部分机构刻意强化(qiánghuà)“大师崇拜”，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，最终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 西方对瑜伽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神秘主义技法”，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(yìndù)教根系，而中国“太极瑜伽”等(děng)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，但其可能依旧停留在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”，而并未进入文明(wénmíng)交流以及哲学对话的层面。这种适应(shìyìng)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，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(chéngxiàn)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，它(tā)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；在欧美，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；在中国，它则兼具养生与时尚标签(biāoqiān)。 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启示(qǐshì) 瑜伽(yújiā)的(de)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：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，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(wénhuà)固守”，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，其核心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(rónghé)与(yǔ)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(shèhuì)参与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(biànxǐ)在芝加哥的演讲，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的“意识控制”对接；艾扬格用(yòng)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体系，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解释的身心技术(jìshù)。这种“文化转码”策略，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，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 “文化(wénhuà)融合与本土化”是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始终的模式。早期西方(xīfāng)对(duì)印度文化的主动了解，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传播策略，后期以科学化(kēxuéhuà)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（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）证实其生理心理效益，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，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(jì)依赖其在公益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，也得益于新(xīn)媒体时代(shídài)的形象管理。 在当代，瑜伽更成为“全球本土化”的(de)(de)典型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开设包含(bāohán)冥想(míngxiǎng)与梵唱的减压课程，将传统灵性实践转化为现代职场健康(jiànkāng)方案；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，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(dòngzuò)；非洲国家则结合部落舞蹈节奏，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“科米特瑜伽（KemeticYoga）”。这些实践表明，瑜伽的生命力在于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(jì)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，又(yòu)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 综上，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，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(qiántí)下，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(shèhuì)参与等方式，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(gòngshēng)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镜鉴：唯有主动回应时代需求、平衡多元价值、遵守法律伦理(lúnlǐ)，才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，推动(tuīdòng)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，助力社会进步。 四、结语：在文明互鉴中守护文化(wénhuà)基因 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外滩的瑜伽(yújiā)馆，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的复兴密码：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输出，而是在碰撞中完成基因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”，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，却也因过度(guòdù)世俗化面临(miànlín)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(wǒguó)传统文化而言，瑜伽的启示不仅是方法论层面(céngmiàn)的“适应策略”，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，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，找到(zhǎodào)属于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 正如艾扬格晚年在(zài)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，全球化时(shí)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(huíguī)本质：真正的文明对话，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(tǔrǎng)中扎根，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瑜伽日，或许我们更应思考：当身体在瑜伽垫上舒展时，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的路径？而在技术割裂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(dāngxià)，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：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，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(zhǔtí)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（瑜伽，让地球共生，令(lìng)健康同在）揭示了其终极价值——不是征服(zhēngfú)或同化，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(shēnzhā)地球，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 曹政(cáozhèng)（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） 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